文/王栩

(资料图)

（作品：《洗澡》，［美］雷蒙德·卡佛 著，小二 译，收录于《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

斯科蒂没有出事时，安一家人的生活无惊无险，日子过得十分平淡。就连安去给快要八岁了的斯科蒂订生日蛋糕，都好似例行公事般简略的办完了它。

安不会想到，自己一家人不起波澜的日子会随着斯科蒂的出事而改变，变得不安和令人恐惧。

斯科蒂被车撞了，住进了医院。“当然，生日派对没有举行”。这一刻，除了孩子的生日派对成了泡影，安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安坐在病床旁边，等着斯科蒂醒过来。安很镇静，镇静到对病床上的男孩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还没将闲适的心绪转换过来。平淡的日子过久了，面对孩子遭遇车祸这样的突发事件，安一时半会儿还不太适应生活会因此改变的事实。

安的丈夫最先预感到了恐惧的来临。他和妻子一起等着男孩醒过来，等了很长时间后，这个男人做出了回家去洗澡的决定。他不愿就这么在医院里干等下去，他要做些什么来松驰一下紧绷着的神经。等的时间太长了，孩子还没有醒，父亲已经意识到最坏的结果。他难以将它说与妻子，而是选择用逃离的方式暂且避开这个令他心绪起伏的地方。

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开得比平时要快”。他其实并没注意到自己超速了，开车时，他脑子里在想别的事。他的生活到目前为止，算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下意识的回溯中，幸运和幸福是他为自己的生活做出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他以前从未做过，此刻，孩子出事了，他才想到生活也有值得珍惜的一面。“工作，做父亲，有了家”。乍看起来，它们只是一个人照正常顺序必经的人生过程，算不上能让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可孩子被车撞了，住在医院还没苏醒，那个最坏的结果让做父亲的于恐惧中感到往日里平淡的生活已失去了真实的形态。

他和安再也无法让自己一家人的日子回复昔日的平淡了。他们即将失去一名家庭成员。斯科蒂会好的在他关于最坏结果的预感下只是一个安慰。这样的安慰对身陷无助境地中的他帮助不大，他依然在脆弱心绪的颤栗中感受着恐惧对他的啃啮和噬咬。

到家后，他没有立时下车，而是“坐在车里，想让自己的腿恢复正常”。停下了车，他却无法从座位上起身，他需要一阵放松来摆脱压迫着他的恐惧。电话响了，面包店的面包师打来的。斯科蒂的生日蛋糕还没有取走，孩子的父亲不知道这件事。可这道电话似乎提醒了父亲他应该做的。他打电话到医院，带着最坏结果的预感不会成真的希望。

“孩子的情况没有变化”。父亲的压力没有解除，他借助浴缸里的热水镇定着自己。用洗澡做说辞，这个男人躺在浴缸里躲避恐惧。他却不会因此而获得哪怕片刻的安宁。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医院打来的。他开始后悔自己不该回家，如果待在医院里，他就不会如此慌乱。对孩子的记挂让他乱了方寸，他怕自己错过什么，他其实更怕的是一旦经历了最坏的结果，他和妻子未来的日子会在清冷的伤悲中度过。

午夜过后，他才回到医院。他在家里待了较长的时间，重新回到医院，对他来说不啻于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对恐惧的逃避只是暂时的，镇定了心绪后，他还得强撑着自己去面对一个他预感中的结果。这个结果在他的预感里越发的清晰，因为“他越来越害怕了”。在这之前，他和妻子坐在儿子的病床边，长久地等着。这时，他开始盯着儿子看。时间在无声的提醒他，恐惧是他无论怎样也摆脱不了的存在。

弥漫了恐惧的这间病房里，孩子至今未醒，这对夫妇目前能做的唯有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相对而言，医生给他们带去了一份处于他那个角度上的轻松。医生否认孩子处于昏迷中，丝毫未减轻病房里恐惧的氛围。安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她认识到斯科蒂陷入了昏迷。在医生轻松的否认下，安不敢坚持己见，可她内心的沉重感让这个女人愈加的不安。

斯科蒂又被带去拍了几张片子，还抽了血。“她害怕了”。安的直觉让她有了同丈夫一样的恐惧。女人应对恐惧的方式和男人不同。男人选择逃离，哪怕暂时性的对恐惧的逃离来彰显脆弱。女人则在恐惧面前表现出神经质的特性。它原本同女人天性中的敏感有关，放在安的身上，则以敏感到不适尽显这个做母亲的脆弱。

感到害怕的安，在心里自言自语，“我们遇到问题了，很严重的问题”。最坏的结果在安的心里成型，安对此束手无策。安明白她和丈夫什么都做不了，可她在想象里能把自己想成是一个穿着长外套上车的女人。这是安在窗前看见的一个女人，安相信自己就是她，“正开车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地方”。神经质让安开始相信想象，相信想象里的一切足以替换整个的现实生活。经过这样的替换，斯科蒂就不会出事，安和丈夫就不会在医院，安一家人平淡的日子也就不会发生任何突发的变化。

在恐惧和无助的境地里，安和丈夫相继表现出的脆弱虽说不尽相同，可内在的心绪却是一致的。孩子遭逢不幸，守护在孩子床前的这对夫妇，他们没有刻意的坚强，只是在以守护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这让他们对恐惧的感受真实，他们的脆弱可信，他们对一家人从前所过的平淡日子一去不返的依恋心酸的可叹。

2023.6.1